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本质上就是让美国的制造业再次伟大。制造业具有规模效应，其做大做强必须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为支撑。在美国看来，当前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金融环境是其制造业空心化和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然而，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金融环境本质上是美元霸权的结果，对美国而言，带来了无穷利益的美元霸权是不可动摇、不可放弃的。为此，美国准备了三大政策工具，即关税政策、金融政策和安全工具。其中，“关税战”是美国“经济大战”的开始，真正目的是逼着各国与美国谈判，形成有利于美国的金融和贸易协议，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本文的研究认为，如果美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遵守国际规则，则美国不可能既要维持美元霸权，又要贸易顺差，还要制造业回流。在美元霸权下，美国不可能让美元贬值，只能是人为升值；不可能让贸易平衡，只能是贸易逆差。因此，美元霸权也就不可能让美国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伟大”，除非美国利用安全工具，以胁迫的手段与各国签订不平等协议，而这向来就是西方固有的强盗行径！

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两次动能转换时期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发生重要变化，靠大量要素、资源投入“以数量换增长”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亟需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对于维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厘清什么是新动能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内涵，明晰我国经济增长经历的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阶段特征，明确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即协调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内源动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旧动能转换夯实要素基础；协同优化营商环境由“硬”向“软”转变，为新旧动能转换优化市场环境；建设以内需为主体、外需助力的需求体系，为新旧动能转换开拓市场空间。

在全球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转型背景下，传统整车制造产业面临深刻变革。本文以广州为例，剖析了传统燃油车制造价值链在市场低迷、库存高企及供应链断裂等多重压力下暴露出的结构性矛盾。依托燃油车制造形成的封闭式、垂直整合型价值链，正因技术创新不足、核心零部件依赖外部供应以及产业协同效应欠缺而陷入困境，传统制造企业唯有通过“技术突破牵引分工深化—分工优化倒逼政策创新—制度赋能反哺技术迭代”的动态匹配与协同共振，方能突破低端锁定困境。为突破转型瓶颈，必须构建以全球资源配置为驱动、技术创新和国际分工为支撑、政策协同保障的开放型产业体系。通过近地化上游智能电动核心部件布局与国际化下游市场网络重构，可实现从低附加值制造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跃升；同时，借鉴国内优秀车企在品牌升级、全球布局及供应链整合方面的成功经验，探索全球化与本土创新协同的新模式，推动中国传统整车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实现突破与转型。

金融机构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枢纽角色，其治理水平直接决定资源配置效率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匹配性。然而，受制于治理结构的缺陷与激励机制的偏差，部分金融机构在支持实体经济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基于以实体经济需求为导向的研究视角，本文系统分析金融机构治理优化与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理论基础与创新实践路径。研究认为，金融机构应围绕实体经济需求的核心导向，建立更加科学高效的公司治理体系。具体而言，应通过优化董事会权责机制、完善中长期激励政策、强化外部监督与提升信息透明度等治理环节，实现资源配置效能的最大化。同时，建议通过构建政策嵌入机制、促进政府与市场间的协同、实施动态调整与反馈机制，确保治理改革具备适应性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强调，公司治理的优化与实体经济导向的有机融合，不仅是金融机构践行经济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其内生价值创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金融市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投资者所面对的资产类型也越来越多，如何制定合适的投资策略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问题。针对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特点，本文基于三支决策TAO模型提出了一种金融投资策略。首先，对于区间直觉模糊环境下的三支决策问题，引入模糊因子、均值因子和概率因子，用相似度函数取代通常由人为给定的条件概率；其次，在计算阈值时，考虑人的心理因素影响，引入前景理论，建立了一种新的三支决策模型；最后，将所提出的模型应用于金融投资问题，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并与其他决策方法进行对比，说明该模型的优越性。

本文以超小农承包权制约合作社发展质量及其融资可得性为例，分析中国农业融资难背后的农地制度性因素。农业适度规模化所需的“地理分布整体性”与小农户“一票否决权”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质量；经验分析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和实践调研数据，验证了上述判断。未来农地制度改革可探索逐步扩大农业人口人均土地承包权规模，从金融视角改善农业实体经济质量。针对改革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面临的财力短缺问题，建议在整合现有财政支农资金的基础上，设立专项扶持基金。

尽管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呈现深度调整格局，但仍然有必要回顾与剖析房价过快上涨对于农业增长的影响，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合理调控房地产提供借鉴和启示。房价过快上涨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宏观环境与要素条件。基于2011年—2020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的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房价过快上涨对农业增长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房价过快上涨总体上不利于农业增长。房价过快上涨引发了具有城市偏向的要素流动偏好，导致农业用地减少，农业劳动力不足，财政支农力度下降。时间异质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房价过快上涨抑制了农业增长。据此，本文提出推动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遏制投机性需求，构建以民生为导向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实现城市经济协调发展；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财政支持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多维度提升农业发展内生动力；科学规划县域发展布局、统筹土地资源利用和严控县域房地产过度开发，构建以人为本、农业为支撑、城乡要素高效配置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等政策建议。

信息技术在助推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同时，也催生了网络诈骗等负面事件的高发。高校大学生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目标主体。通常来看，预防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能力，跟个体的经济状况、生活阅历、生存能力等密切相关。通过对广州大学生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出生在城市、健康状况一般且人际关系不和谐的大学生，越有可能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长期暴露在网络上且有网络失范行为大学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风险越高；社会治安管理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大学生遭遇网络诈骗的概率相对较低；来自农村且有个人消费贷款的大学生是遭遇网络诈骗最严重的群体；年龄越大、生活费用越充足的大学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概率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