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要素流动和空间整合问题，更是农村生产关系、组织能力与收益分配结构重构的制度命题。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不在于继续把乡村置于被城市吸纳、被资本改造、被要素输入的客体位置，而在于激活农村自身的组织能力和内生发展能力。为此，聚焦一个更具政治经济学含义的问题：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既充分利用资本、技术和市场力量，又避免乡村资源配置、农民权益保障和劳动剩余分配被资本主导逻辑所单向塑造？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背景，提出“劳动主导型经营机制”概念，用以解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本文认为，大量“不在乡承包者”的出现，使承包权主体与农业经营过程发生脱嵌，削弱了集体所有权的统筹功能，并加剧土地细碎化、撂荒化和产业空心化。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不是简单依赖资本下乡，而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依托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土地、组织农户、规制资本嵌入，并通过收益权和剩余索取权安排保障农民及集体成员的主体地位。结合山东省、安徽省、广东省的乡村案例，本文进一步说明，劳动主导型经营机制能够通过“土地统筹-组织整合-收益内置化”的三位一体结构，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农业经营效率、抑制资本过度支配，并为破解“无粮不稳、无业不富、无‘集’难行”提供制度路径。

发展型安全是大战略层面的安全理念，其核心要义是统筹安全与发展二者的辩证关系，主张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粮食安全作为我国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保障，当前正承受全球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跨国粮商产业链操控、粮食金融化等外部压力，国内农业发展也面临智能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不高等多重短板。发展型安全理念在粮食安全中的应用强调从技术创新、食品安全监管、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供应链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综合施策，提升粮食生产和供应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实现粮食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为此，我国应秉持“立足国内，适度进口”的原则，从参与全球粮食治理、培育本土粮企的国际维度，以及市场调控、农业科技赋能的国内维度协同发力，构建有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以发展筑牢粮食安全的内生动力。发展型安全理念在粮食安全中的应用，可为国家粮食自给自足和提升应对风险能力提供长效支持，对于世界性粮食危机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百年变局叠加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地缘战略博弈加剧、保护主义回潮、阵营化分割、“脱钩断链”以及治理碎片化等因素持续冲击亚太区域生产网络，对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多重挑战。受制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分化、各类区域贸易协定交织形成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亚太经合组织（APEC）方式”固有的软性约束特征以及区域治理领导力赤字，现有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应对上述挑战。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区域协同治理等理论为基础，在界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合作概念本质的基础上，构建涵盖影响因素、逻辑机理、作用路径和治理策略的分析框架，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合作进行理论解析与案例印证。研究发现，亚太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合作面临地缘阵营化割裂、自贸规则碎片化、价值链分工失衡及跨境应急治理缺位等结构性困境，需通过制度化合作实现从“被动避险”向“主动固链”的范式转型。基于此，提出中国应依托2026年承办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重大机遇，强化大国责任担当，倡导构建开放包容、规则互认、梯度互补、风险共治的APEC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合作创新机制，为维护亚太生产网络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贡献中国方案。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长远战略目标，但受地缘政治博弈、成员发展落差、规则标准分歧与机制重叠冲突等因素制约，建设进程总体缓慢。2026年正值FTAAP愿景提出二十周年与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为破解困局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系统梳理FTAAP二十年演进历程，从推进动力与阻滞成因两个维度展开分析，认为应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提供区域样本、缓解“意大利面碗”效应、争夺下一代规则制定主动权构成四重动力；而成员诉求分化、规则体系碎片化、新兴领域治理缺失及中美战略竞争则形成四重阻滞。据此，本文提出中国引领FTAAP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路径取向，即提升发展中经济体参与能力，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接融合，深化新兴领域务实合作，以开放心态管控中美分歧，以“最大公约数”思路凝聚区域共识，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黑灯工厂推动的生产函数重构，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构成根本性挑战，具体表现为知识、能力与价值的三维脱节。其深层原因在于：传统教育所依赖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加速贬值，而智能经济所需的通用性学习能力、适应变化能力以及跨界整合能力供给严重不足。为破解该矛盾，文章构建涵盖高校、产业、政府以及社会的四维协同生态系统，重新定位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育人体系的知识策源、能力孵化、生态连接与价值引领四项核心职能；以此为基础，从观念、制度和机制三个层面提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的范式调适与重构路径，并结合国家战略牵引、产业场景丰富与体制集中的优势，指出需采取“战略引领—试点突破—生态培育”的渐进式改革策略。文章拓展了智能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产教融合升级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数字革命改变了制造业产品生产以及价值创造、经营与分配的方式，重塑了产业组织竞争模式，推动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产业链解构和重组，迫使传统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关于寻找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有效数字化转型模式至关重要。本文突破既有研究多为单一视角和多采用单一案例或小样本分析的局限，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视角，选取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价值链攀升为结果变量，对价值链攀升导向下，技术-组织-环境驱动因素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与攀升效果进行分析与检验。研究发现，由以数字技术为引领，以组织和环境加以辅助的内外协同型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研究结果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种思路与方法，对其战略决策与组织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技术已成为传统企业突破资源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但学界对流程型传统制造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重塑市场竞争力的过程性研究仍较有限，尤其是转型过程中动态能力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机制，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解释。动态能力是企业调整并优化内外部资源以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能力，该概念为理解流程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能力演化提供了适切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三家典型流程型铜加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展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模型。研究发现，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先后经历“关键环节数字化—管理控制信息化—行业服务平台化”三个阶段，且这一演进路径具有跨企业规模的普适性；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数字化转型过程与动态能力构建高度耦合，三阶段分别形成技术应用动态能力、场景整合动态能力和创新管理动态能力。本文拓展了动态能力理论在传统流程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应用边界，为传统制造企业分阶段推进数字化转型、构建动态能力提供参考。

随着人工智能（AI）从信息处理向情感理解与生成突破，情感劳动者正经历深刻变革：其对被替代的焦虑日益上升，同时因情感服务需求增长而承受日趋常态化的情绪耗竭。劳动者情绪失调和职业倦怠的常态化凸显与不断升级。但既有AI介入情感劳动的研究整体上倾向于探讨问题与警示风险，对于AI技术本身如何正向赋能情感劳动者缺乏系统探讨。而AI的介入恰恰可以为情感劳动者提供一种既能降低表层扮演、又能增加深层扮演的可能，即AI分工与赋能的价值所在。为此，本研究基于情感劳动理论，聚焦AI对情感劳动的作用机制，提炼出分工与赋能两条核心路径：一是AI通过情感分工分担部分表层扮演，让劳动者从耗竭性的情绪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效缓解情感疲惫与职业倦怠；二是AI通过情感赋能提升深层扮演的质量与效果，实现面对面服务的良好互动，为服务对象提供高质量情感价值。两条路径协同互促，共同推动情感劳动从表演型服务向真心型服务转型。本研究揭示了AI介入情感劳动的独特价值与作用机制，为理解AI与人力的协作边界提供新视角，也为情感劳动的质量提升与深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企业挂牌行为是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目前学界对区域性股权市场的信号构成及其传递机制鲜有关注。本文基于市场主体行为动机等微观视角，以在湖南省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且分布在全省14个地级市的1428家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引入信号传递等理论设计研究模型，同时将数据来源从企业扩大至与市场相关的政策、环境等维度，并引入异质性变量，采用面板回归方法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模型，研究来源于不同市场主体的不同信号对企业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板块特征、地方政策及已挂牌企业等信号对企业挂牌行为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影响，而板块强度（条件）存在明显的抑制性影响；同时，地方政府负债水平、竞争公平环境和融资环境等，对企业挂牌行为存在差异化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如何利用信号传递理论有序引导区域性股权市场的企业挂牌行为提出了建议。

对赌安排是融资协议中常见的商业设计。当前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监管规则要求企业申报前清理对赌安排，该制度在内容上存在逻辑不够周延之弊，易引发对赌参与方的制度规避行为，其根源在于对赌安排的结构、功能尚未被充分识别。从股权融资、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整体视角看，对赌安排“寄居”于融资协议之中，是投资人一系列优势股东权利之一；其权利结构可根据融资形式进行差别设计，本质上仍是围绕股权的安排；其法律功能在于强化投资人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监督，降低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代理成本。注册制下，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应当充分尊重和回应市场的自发安排，革新“一刀切”式的应对规则，从协议参与者、标的股权的归属、清理的时间点等出发作出区别对待，以实现企业融资和投资者保护的前后制度衔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有效赋能文旅消费，是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共同议题。然而，现有研究缺少对不同非遗文旅场景模式的系统性比较分析，也缺少可适用于不同类型非遗场景的系统比较框架，难以揭示不同模式在驱动机制与效能上的异同。为此，本文以场景理论为分析视角，选取广东省五种典型非遗文旅消费新场景，通过多案例比较提炼非遗赋能文旅消费的五种路径模式，并揭示“真实性驱动的动态平衡”这一核心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不同模式在空间载体、非遗嵌入方式与运营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其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存续与旅游消费的市场适销性之间找到平衡点。研究结论为非遗文旅消费场景的差异化发展提供了理论解释与实践参照。

信用关系的建立，不仅需要交易主体识别未来履行的依据，还取决于相关权利能否通过相应制度安排得到保障和实现。既有研究已较充分揭示中国古代信用建立相关历史制度，本文与其主要单一考察具体机构、工具或文书类型的研究路径不同，以质物与文券为线索，将二者作为观察不同信用建立方式的两个入口， 考察两种信用建立方式的形成及制度逻辑。研究发现，以质物建立信用，是将可以识别并具有一定价值的特定财产与未来清偿相联系；以文券建立信用，则是将已经发生的交款事实或特定给付请求固定为可以核验的权利形式。二者的区别不在“实物”与“纸张”的物质形态，而在特定对象进入交易后所承担的信用功能，并由此形成不同的履行保障、责任结构和适用条件。其共同的制度意义，在于使尚未完成的清偿或给付进入可以持续办理的制度过程。对当代信用体系而言，这一历史比较提示，信用作用不能停留于信息归集和评价，而需要落实于具体交易，并受到使用场景、责任配置和约束边界的共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