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然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和牵引，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真正有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系统部署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等方面在内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其中，特别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着力从制度建设上解决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堵点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坚持以科学的改革方法论为指导，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充分释放改革的整体效应和最大效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制度保障。

2024年12月9日，由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社科院主办，《新经济》等单位协办的第十三届南方智库论坛在广东中山举行。论坛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现将论坛书面主旨报告以笔谈形式摘要刊登。

本文探讨了信息技术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深远影响。信息技术发展带动了数字经济、机器自动化、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对劳动者素质、就业状况、收入分配、劳动者福利、雇佣关系等劳动力市场的诸多方面影响深远。短期来看，信息技术发展会通过机器替代劳动减少劳动力需求，并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新的要求，因而可能对劳动就业数量产生负向冲击，并改变就业结构。长期来看，信息技术发展能否实现就业补偿取决于信息技术产生的生产率提高、引致需求扩大和新创造的工作任务数量。信息技术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与制度因素有关。虽然新就业形态能为劳动者带来更多就业选择，但劳动者的个体福利也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信息技术发展从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关系等方面对传统劳动经济学理论形成挑战。要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通过有效的政府监管和劳动者参与管理引导信息技术发展的方向，构建就业友好型经济发展方式，使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更好地改善劳动者福利，以实现技术和就业的和谐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的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竞价类定向增发的机构投资者申购报价数据，研究了地理区位关系对投资者定增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定增公司同城市投资者的申购和配售倾向及规模均高于外地投资者。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这种本地偏好的成因发现，本地投资者的报价准确性显著高于外地投资者，表明定增本地偏好由私有信息优势主导。并且，随着公司业绩不确定性和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本地投资者准确报价的优势更加突出，而机构调研削弱了该优势。本文结果表明，定增“软信息”跨地区流动的限制是影响投资者定增参与和报价的重要因素。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属于中小微企业为主的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大量投入，资金不足是其转型制约瓶颈，亟需绿色金融为其打通堵点痛点。本文以SHEIN企业、广东西樵纺织产业集群、江苏盛泽纺织产业集群为例，剖析绿色金融助推传统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绿色低碳转型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分别作为信用中介、服务中介、价值中介，推动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集群企业获得节能减排降碳融资，促进传统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2）绿色金融主要通过推动龙头企业协同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为产业园区提供基础设施投资、构建基于集群生态系统的绿色低碳协作网络等路径，推动传统产业集群进行绿色低碳转型。据此，从深化绿色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产业集群内大小企业协同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加大对产业园区和基础设施绿色投资的支持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绿色创新能够为企业带来诸多好处，但对于外资持股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绿色创新，理论界存在相悖的观点。资源基础观认为，外资股东能够提供企业绿色创新所需资源，从而提高我国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污染天堂假说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是外资股东转移排污的场所，因此外资持股会降低我国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为检验上述两种理论机制，本文基于2009-202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探讨外资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外资持股显著降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由此可见当前污染天堂假说理论机制占据主导地位，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机制被掩盖。（2）政府环保补助有效激发了外资股东提供绿色创新资源的积极性，而环境规制距离则加剧了外资股东对我国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3）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处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外资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据此，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环保监管，同时适当提高环保补助，从而更好地引导外资股东助力我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且有其自身特点，设计农村金融制度必须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为此，针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困境，除采取运用数字技术改进农村金融经营模式、健全治理结构、差异化经营、强化监管等措施外，更重要的是针对农村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构建以声誉机制为基础、以社区银行为载体的农村信贷体系，数字金融在其中起辅助作用。

在建设数字乡村和迈向共同富裕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农村人口的数字素养对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深入探讨其具体影响机制以更好地提升相对贫困治理成效，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从韧性治理视角出发，将数字素养纳入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动态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数字素养对农村家庭减贫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素养是弥合数字使用鸿沟的关键因素，对农村家庭减贫韧性具有积极作用，不仅有助于实现脱贫目标，更能在此基础上推动持续脱贫的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素养不仅能提高相对贫困治理效率，还能推动农村地区的公平发展。此外，数字娱乐素养打破了传统“娱乐无用论”的观念，对减贫韧性具有正向作用，但从较长远角度来看，这种作用存在固化趋势。本文研究结论对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